第二天清晨，尖锐的早自习铃声，成了引爆一切的导火索。
我的室友迷迷糊糊地坐起身，习惯性地朝我对面的床铺看了一眼，然后，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了。
床上空空如也，被子叠得方正整齐，像一块冰冷的、无人问津的豆腐块。
“沈念呢？”
没有人回答。
短暂的呆滞过后，恐慌像投入静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，迅速从我们宿舍扩散，蔓延至整个楼层，然后是班级。苏晓看着我空荡荡的座位，脸色煞白，手指冰凉。班主任几乎是冲进宿舍的，她翻遍了我的柜子和抽屉，除了几件换洗的旧校服，什么都没有找到。
消息像长了翅膀，飞快地传到了校长办公室。
后来我听说，李建文校长是被人搀扶着、脚步踉跄地冲到我宿舍的。当他看到我书桌上那张轻飘飘的、却重如千钧的纸条时，他脸上那层惯常的、勉力维持的和善与镇定，瞬间崩塌，血色尽褪。
“你们要的公平，我给你们。”
他捏着纸条的手抖得厉害，纸张簌簌作响，他眼前发黑，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。
“找！给我找！！”他几乎是嘶吼着，对身后闻讯赶来的王正言、班主任以及一众行政人员喊道，“查所有监控！立刻联系她家长！动用你们能想到的一切关系！就是把这座城市翻过来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回来！！”
整个学校的行政系统像被捅了的马蜂窝，疯狂地运转起来。电话铃声此起彼伏，保安室的监控录像被反复拉取查看。但结果清晰而残酷：凌晨三点零七分，我背着双肩包，拉着一个灰色的行李箱，独自一人平静地走出了校门，然后，拐过一个路口，便彻底消失在了所有监控探头的视野盲区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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